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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中之难:反腐三大焦点解读

发表日期:2016-09-06 10:30:27 来源:本站 点击量

要实现“干部清正、政府清廉、政治清明”,还有很多难点问题亟待解决。本刊认为,在诸多难点中,尤以官员财产公开、“三公”消费的透明、官员婚外 性行为的监督等为难中之难。官员财产公开、公示喊了很多年,但让人觉得不过是昙花一现; 公布“三公”消费进展缓慢,并且雾里看花让人看不懂;有的官员婚外乱性,严重损害官员群体形象和政府公信力。如何解开这些难中之难的症结,是新一届领导班 子必须直面的考题。

三令五申,贪官色欲仍然难遏制

又见官员“艳照门”。近日,网 络流传一男官员与一裸露女肆无忌惮的“不雅照”,尺度之大胆,令人咋舌。重庆市涪陵区官方微博随后发布消息称,经重庆市涪陵区监察局调查核实,“不雅照” 片中的男性为涪陵区综合执法局文化执法支队干部吴红。2012年12月4日,重庆市涪陵区监察局研究决定,对吴红立案调查。

就在此前的几天,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与情人全裸出镜的视频及“不雅照”被网络曝出,2012年11月23日,雷政富被重庆市委免职……“裸聊门”、“艳照门”、“情妇门”等事件,在网络的揭露和发酵下粉墨登场,成了近来的网络“亮点”。

部分官员的私生活之堕落,用“寡廉鲜耻”来形容毫不过分。他们全然不顾党纪法规的约束和道德舆论的谴责,堪比小说《金瓶梅》里的淫官西门庆。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刘春锦曾指出,90%的落马贪官包养情人。可见,一些官员私生活的糜烂,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。

这些官员婚外滥性,除了给政府公信力抹黑,还衍生出了“情妇反腐”这一怪胎。2012年11月30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听取专 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时,与会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称,反腐不能仅靠“二奶翻脸”等事件。如果一个官员的政治前途到了靠乞 求情妇“不翻脸”来维系的地步,是何等可耻与悲哀!

官员“八小时之外”的私生活到底该不该受监督?众说纷纭,但支持者居多。《瞭望》杂 志曾刊文称,对官员“私生活”进行监督,无论是从现实情况还是就公共治理角度说,都应是反腐斗争的重要内容。文章援引了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的观 点:“就官员的实际收入来看,如果他们一旦生活腐化,想要支付巨大的个人开销,那就只有寻找权力出租,由此也诱发了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;可以说,目前绝大 部分贪官的产生,生活腐化是重要的催化剂。”

实际上,党和政府是坚决支持监督官员道德问题的。翻阅各地纪检监察的相关资料不难发现,中 央和有关部门三令五申要求监督官员八小时之外的作风,如各地也想出了不少招数:八小时之外要向组织报告干了什么,官员的家属接受廉政教育担负起“吹枕边 风”的反腐重任,提拔官员要过道德考察关,等等。但遗憾的是,措施不少,收效甚微。

对官员的私生活监督为何如此之难?中央党校政法教研 部教授林喆认为,私德问题主要原因是重视不够,监督不够,“大家都知道,但是没有人报告,最终在官员内部形成风气,以致见怪不怪。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 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,约束官员的私生活,比较直接的办法还是加强监督,“监督机构需要更多的独立性和授权,才能更好地行使职责。”总之,光靠官 员自律,是无法有效遏制贪官们膨胀的色欲的。

千呼万唤,官员财产公示犹遮面

“表哥”、“表叔”、“房叔”……成为最近点击率居高的网络词汇。公众关注这些官员,无一例外都是围观其公权力背后的不透明财产,评议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不到位。而这种围观心态,体现的正是公众对官员财产公示难的焦灼与期盼心态。

官员财产申报公开,一直处于被持续关注的范畴。而官员财产公示、公开制度的出台之艰难,以及付诸实施之中的重重阻力,亦引发持续发酵的舆论质疑,甚至诟病。

事实上,中国对官员财产公开的规定和要求不可谓不多。据报道,早在20世纪90年代,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就已经被纳入改革的设想;1994年,第八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将《财产申报法》正式列入立法规划;1995年4月20日,中办、国办联合印发规定,第一次明确要求对中国官员的收入实行申报;1997年,中 办、国办再次出台规定,要求副县(处)级以上干部必须向人事部门汇报个人六类重大事项;2000年,中纪委决定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 告制度;2001年,中央要求现职副省部级领导干部都必须申报家庭财产;2010年6月,中办、国办再次要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向人事部门报告本人婚姻变 化和配偶、子女移居国(境)外、从业等事项……

可见,官员财产公开早已不是新鲜话题。但是,它给公众的感觉却是“雷声大雨点小”,未见实质性的改革突破,千呼万唤尚且犹抱琵琶半遮面。公众不禁要问:中国的官员财产公开、公示为何这么难?

之所以如此之难,原因固然很多,但关键的是缺少公开、公示官员财产的决心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,落实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关键,是以宪法为基 础的健全法律体系及其强力实施。我国尚未能严格、系统地建立这项制度,有各种原因,其中的一个症结在于,一些官员设阻以维护其私利。“官员财产申报、公开 制度,不是技术问题,而是决心问题。最需要的是自上而下,需要的是顶层设计。”(京华时报,2012年11月11日,《官员财产公开引发改革共鸣》)

但无疑,官员财产公示已达成社会共识。广东省作为改革的前沿试点阵地,是第一个由省级提出并探索官员财产公示的省份。公众翘首企盼的是,广东究竟能在多 大程度上公开、公示官员财产?广东能否将这一改革持续深入进行到底?广东能否带动全国破解官员财产公开、公示这一难题?这些疑问,均有待实践来检验。

但民众有理由对上述问题期待肯定的、满意的答案。因为官员财产公示、公开制度是对手握公权力官员的有效监督方式之一,已经在相当多的国家推行。在我国, 也不应例外。正如某媒体刊文指出的那样:“对于官员财产公开制来说,最好的研究就是,要在实践中、而不是只在文件中研究。”

广为诟病,三公消费至今不透明

“三公”消费不透明,也是老生常谈的老大难话题,但更是不得不改革的热点话题。坊间曾流传过全国每年“三公经费”高达9000亿元的天文数字,虽然没有真凭实据,且也被有关部门辟谣,但不难发现,群众对不透明的“三公”消费是深恶痛绝的。

有媒体报道,一个乡政府前几年每天平均公款吃喝一两桌,花费不到千元;可如今平均每天要吃五六桌,花费四五千元;原来该乡最多只有一辆破吉普,现在拥有 四五辆中高级越野;原来乡领导干部最多到县城开个会游一游,如今带着家属、情人天南海北到处跑,美其名曰“学习考察”。假如真如所言,一个乡政府的“三 公”消费尚且如此令人触目惊心,那么一个县、一个市、一个省乃至全国呢?

“三公”消费为何如此猖狂?“三公”消费公开起来又为何如此理不直、气不壮?说到底,是一些政府部门的“三公”消费见不得阳光。“三公”消费严重超标,“三公”消费变为一些公职人员的“三公私用”等等,都是躲在暗处不愿被监督的乱象。

推动“三公”消费公开,是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明确要求。温家宝指出,要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,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,办了什么事。要“保障公民的知情 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”。国务院明令要求中央部门公开“三公”数据,但不仅个别部门拖延敷衍,而且公开的结果也不尽人意。

“三公”消费必 须公开透明接受各方面的监督,也是历届两会代表的呼声。近年全国两会期间,众多代表、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纷纷剑指“三公消费”。比如全国人大代表、湖北省统 计局副局长叶青就直言不讳地指出:“要规范,应当统一公开时间,晚一分钟追究纪律责任;统一格式,公开内容一致;统一口径,方便看清楚和对比。像公车经费 中要加入司机的经费,否则就是个笑话。”

在中央的一再要求、两会代表的多次“炮轰”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,近年来,“三公”消费已试 探性地在一些地方拉开了序幕。如广州市政府下辖的41个政府部门就以统一时间、统一格式发布内容详细的年度财政预算报告,被媒体评为“查询渠道通畅、内容 说明简明,赢得社会普遍好评”。广州市的做法是否真能如媒体所评价的,且拭目以待。但个别地方和部门将“三公”消费公开“做成了形象工程”,却引来了民众 的愤怒和谴责。

而且,相对于细如蛛网的各级各部门,仅有几个地方几个部门的探索显然是远远不够的;相对于数目惊人的“三公”消费,仅有 事后查询也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。一些国家和中国香港、澳门从根本上严控“三公”消费的经验,值得我们从方式方法上借鉴;民众的呼声和期待,更应“倒 逼”我们切实采取措施,将“三公”消费的社会监督落到实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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